深圳鹦鹉案 | 想见法官可真难
深圳鹦鹉案 想见法官可真难
徐昕
深圳鹦鹉案，全国瞩目，我认为很冤，希望尽快让王鹏获得自由。开庭快两个月了，2017快过去了，今天，我专程来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，想见见审判长涂俊峰庭长，电话打不通，上午联系李磊助理，说跟领导汇报一下，约好下午两点多到法院等。
下午，我来到深圳中院刑事审判区，电话联系。李磊说，年底了，涂庭长很忙，又不是办你一个案子。我说，不会耽误多久，十分钟，或者几分钟的事。李磊坚持说领导忙，不见也是领导的意思……我说，那好吧，我等，一直等到下班，看领导有空时就接待一下。后来，再打电话，就没人接了，一直等到5点多，还是没能见上涂庭长......要见个法官可真是难呀。
两院三部《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》第21条明确规定，“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，办案机关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......辩护律师要求当面反映意见或者提交证据材料的，办案机关应当依法办理，并制作笔录附卷。辩护律师提出的书面意见和证据材料，应当附卷。”难道接待律师不是法官的工作？深圳中院不把这规定当回事呀！
想当初，周强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后第一次组织学者座谈会，就抽空接待了我们，还听取了一上午的意见。我还算是有名的律师，也是大学教授，远道来深圳，花了不少差旅费，为了案件和工作，求见审判长，只是几分钟，等了一下午最终还没有见到，律师的尊严和地位可见一斑。
“就几只鹦鹉的事，已经关了王鹏两年多，还要怎样？”王鹏的妻子委屈地哭了，我只能劝她。我说，此案很可能报送最高法院，或许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。但家属过得艰难，每天都有哭泣和痛苦，我看得难受。刑事法官判了太多的人，甚至不少死刑，或许早麻木了，才会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或冤屈无动于衷。
但姑且不论如何判决，对王鹏的羁押有何必要？为什么不可以取保？他有何社会危险性？何况开庭审理充分表明，王鹏无罪的理由非常充分。
明天，我去会见王鹏。估计他又会问到他的鹦鹉是否还活着，会不会又被所谓救护中心养死了。冬天了，王鹏的鹦鹉露天养殖，还能活下来吗？
5月我接手此案，一直试图与法院检察院沟通，但深圳的法检高高在上，不肯坐下来协调。直到今天，我仍然希望促进案件的和谐解决，恰当处理，实现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。
不仅可以化解个案中的矛盾，实现公平正义，而且可以促进司法解释的完善。《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将驯养繁殖的动物解释为野生动物，与《刑法》相抵触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野生就是野生，家养就是家养。我相信该规定很快要被改掉。
事实上，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《关于收购、运输、出售部分人工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野生动物适用法律问题的复函》（法研[2016]23号），已经明确建议修订司法解释，定罪量刑“仅适用于真正意义上的野生动物，而不包括驯养繁殖的”。
深圳鹦鹉案，作为影响性大案，完全有可能成为压垮违反上位法的司法解释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个案推动法治，既是王鹏以自由的代价换来的结果，也是深圳法检的功劳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尊敬的深圳中院万国营院长，吕志峰副院长，审判长涂俊峰庭长，恳请考量法理与人情，尽快作出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！
马上2018了，希望王鹏早日回家。很快，又要过年了，希望王鹏回家过年。
2017/12/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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